1、本研究基于鄱陽湖濕地生態(tài)系統的詳細調查和歷史文獻分析，通過對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生境進行野外調查及對土壤樣品的采樣分析，結合多元分析方法，研究鄱陽湖植被群落結構隨環(huán)境梯度變化的規(guī)律（β-多樣性）；利用非對稱型冗余分析（db-RDA，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研究不同環(huán)境梯度（水位、土壤水分、土壤元素等）對鄱陽湖濕地植物群落結構動態(tài)（β-多樣性）的解釋程度，辨析確定性過程和隨機性過程影響β-多

2、樣性的作用，從而初步揭示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構建機制。本研究主要結論如下：
　　1.通過對129個10m×10m植物樣地的物種調查，發(fā)現了27種濕地植物（γ多樣性），每個樣地中物種的數量（α多樣性）范圍為1~12種。其中灰化苔草（Carex cinerascens）是鄱陽湖濕地的最優(yōu)勢植物物種，其次為虉草（ Phalaris arundinacea）、南荻（Triarrhena lutarioriparia）、菰（Zizania l

3、atifolia）、蔞蒿（Artemisiaselengensis）、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具剛毛荸薺（Heleocharis valleculosa）、狗牙根（Cynodondactylon(Linn.)Pers.），而最典型的伴生物種為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下江委陵菜（Potentillalimprichtii）、稻搓菜（Lapsana apogonoides）、水田碎米薺（C

4、ardamine lyrate）、箭葉蓼（Polygonum sieboldii）、蓼子草（Polygonum hydropiper）等。
　　2.經實地考察，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整體沿水位梯度呈明顯的條帶狀分布，從湖岸到湖心依次分布為：狗牙根群落、蔞蒿群落、南荻群落、苔草群落、虉草群落、剛毛荸薺群落，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一致；而局部區(qū)域呈現出典型的斑塊分布；此外，還發(fā)現了典型的垂直分層式群落結構特征，最典型的垂直群落結構組成從上層到下

5、層依次為蘆葦、南荻、苔草、下江委陵菜、蓼子草。鄱陽湖不同區(qū)域（吳城和南磯山）及不同草洲的濕地植被群落α多樣性（即物種豐富度）并無顯著性差異，但植被群落結構（β多樣性）卻具有顯著性變化，亦或是物種的更替（species turnover）。
　　3.鄱陽湖植被群落β多樣性隨不同環(huán)境梯度（水位高程、土壤水分、土壤C/N/P含量）呈現不同的變化格局，且因多樣性測度的不同而不同。Jaccard相異性指數隨水位梯度、土壤水分梯度、土壤 N含

6、量梯度呈單峰模式分布格局，符合中等干擾假說，而隨土壤C含量增加呈減小趨勢，隨土壤P含量梯呈現出上升趨勢；Bray-curtis相異性指數沿土壤水位梯度總體呈現升高的變化規(guī)律，隨土壤水分和 C含量的增加呈現單峰模式格局，隨土壤全 N含量呈下降趨勢；Raup-crick相異性指數隨水位高程梯度、水分梯度、土壤全C、土壤全N和土壤全 P含量梯度均呈單峰模式分布，符合中等干擾假說。水位、土壤水分、土壤全C含量、土壤全N含量、土壤全P含量都能顯著

7、影響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的三種多樣性測度。說明確定性因素（環(huán)境因子）和隨機因素（種群擴散）共同作用于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結構變化。此外，生境篩作用在鄱陽湖濕地植被群落構建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4.根據β多樣性和環(huán)境因子之間的冗余分析可知，空間因子、水文因子、土壤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共同解釋了90％以上的植被群落結構變異。在鄱陽湖植被群落構建中，確定性過程（水文因子和土壤因子等）是主要生態(tài)過程，能夠解釋極大部分的群落結構變異。分級嵌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