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發(fā)現真相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支撐，因而證據收集在訴訟制度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民事訴訟極為側重當事人對自身權利的處分，并基于此為當事人設定了相關的舉證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在證據收集上扮演絕對消極的角色。相反，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作為一項事實發(fā)現的手段，在許多不同證據收集模式的國家民事訴訟法典當中都廣泛存在，并在特定的時期和國度成為主要的證據收集方式。這種理想類型和現實制度之間的矛盾，反映了各國對法官與當事人在訴訟當中的關系問題上

2、的不同態(tài)度，而這一態(tài)度的不同卻都呼應了通過發(fā)現真實實現正義的訴訟目標。
　　 通過對建國以來我國民事訴訟當中法官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制度發(fā)展演變的考察，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變革的思路，即由法官主導事實發(fā)現的模式，轉變到更多地由當事人承擔證據提供責任的模式。這種弱化法官職權的努力在2001年出臺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當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應該說至此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據收集模式完成了法官主導向包含職權探知的辯論的轉變。但與此同

3、時，學術界主流的觀點還要求在強化當事人舉證的同時廢除法官職權調查證據制度，從而實現到更為徹底的當事人主義轉變的目標。
　　 制度變革不是簡單地沿襲而要求對相關背景加以審慎的思考。法官職權調查證據對法官在發(fā)現真實目的中的地位進行了明確，也體現了實質正義的價值追求，在具體的訴訟進程當中，法官的這一職權給自由心證提供了事實上的保障，對當事人無處分權利益的保護意義重大，在某種程度上，法官職權調查還對辯論主義模式的局限進行了彌補。當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