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治權威在全社會范圍內發(fā)起大規(guī)模、單向度政治說服以培植政治認同，增強自身合法性即由官方所主導的政治社會化過程是自國家誕生以來就經久不衰的論題，“訓導”正是這個過程的代名詞。查爾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率先將“訓導”的概念運用于政治學研究領域，并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訓導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
　　 本文以此為基礎，依憑C.E.香農①與韋弗在《傳播的數(shù)學理論》中所闡發(fā)的信息論模型，整合政治學與傳

2、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訓導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環(huán)境、信源、信道、噪音與信宿五個方面的困境因素展開具體分析。文章于環(huán)境因素中查找國際、國內變量，在信源因素中挖掘其的橫向與縱向危機，在信道因素中對體制內外的差異予以考量，在噪音與信宿因素中主要分析消費主義與“沉默螺旋”效應之于當代訓導的實際效用。文章發(fā)現(xiàn)，我國的政治訓導在當代社會向現(xiàn)代化全面轉型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新、舊兩個維度的深入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國以往訓導過程中的權威優(yōu)勢正

3、在消退，之前的訓導方式亦很難再度適用，這樣的訓導過程還帶來了不容忽視的消極“社會記憶”;當下，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浪潮的沖擊下，政治權威卻在意識形態(tài)、自身權威與政治績效三個方面陷入了重重困境。信息傳播渠道的多元化、消費主義的泛濫與民眾主體意識的增強和個體傳播能力的提高都給當代中國的政治訓導帶來了新的困擾和挑戰(zhàn)。
　　 經過如上剖析，本文最后認為造成當代中國政治訓導困境的因素固然存在于政治信息傳播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然而于高度一元化體制之下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