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世紀60年代以來，“專家知識與政治決策”之間的關系逐步成為廣受關注的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本研究在探討專家知識的社會行動屬性以及公共決策的技術-政治過程基礎上，從專家體制的視角揭示“專家知識與政治決策”關系的社會學特征:專家體制是社會建構物。專家體制既是專家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度化方式，又是政治決策合法性的技術來源，因而蘊含著現(xiàn)代科技與社會互動關系的運作邏輯和基本結構。
　　本研究以社會學理論中行動與結構的建構關系研究為起點，以科學技術

2、建構論、政策過程理論為理據(jù)追尋決策行動，以現(xiàn)代國家建構理論和社會轉型理論探索制度特征和權力結構。通過描述三峽工程決策個案從議程提出到最終決策的全過程，重點分析決策過程的行動邏輯和結構力量，揭示專家體制的特征，反思專家體制的困境與出路，透視現(xiàn)代科學技術與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關系。
　　新中國建立以來現(xiàn)代國家建構進程嵌入了三峽工程議程的提出、論證和最終決策的全過程。本研究回顧了社會學視野對國家問題的研究，闡明當代社會學理論發(fā)展趨勢對國家

3、議題的關注，根據(jù)建國以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總體狀況，提出“現(xiàn)代國家建構”作為本土化社會分析框架，探索“社會中的國家”，即國家對社會的嵌入方式和嵌入程度，以及“國家中的社會”，即政治權力向社會的分權過程。政治權力集中、滲透、轉化和分權對專家體制行動邏輯與結構力量產生影響;反過來，行動過程回應、改造和再生產著社會結構，推動現(xiàn)代國家建構進程。三峽工程決策過程呈現(xiàn)技術-政治的階段性變遷，具體來說:
　　議程提出過程:隨著獨立主權的民族國家的建立

4、，進入全能主義政治時期，國家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具有最高權力。決策的技術-政治過程表現(xiàn)出國家控制模式，專家體制是政治權力推動的單向度結構。國家通過對專家的政治身份認定，隸屬行政機構、政治運動等方式，使專家服從于政治任務與政治需求。專家無論是人員數(shù)量還是影響能力都是有限的，他們扮演“內參”角色。核心群專家的學術爭論集中在政府部門之間。三峽工程的技術工程研究受到當時國家建設需要和政治形勢的影響。因而，即便進入政治議程，由于政治形勢等發(fā)

5、生變化，也被擱置起來。
　　議程論證過程:改革開放伊始，全能主義政治被打破，國家建設由政治中心轉向經濟中心，但是經濟發(fā)展仍通過國家和政府的力量來推動。決策的技術-政治過程表現(xiàn)出國家規(guī)劃模式，市場經濟的逐步發(fā)展促使利益動機得到確認。關于壩址以及蓄水位問題的專家知識漂移不定，表達了權力-利益-知識結構之網的建構作用。中央政府以外的其他行動力量被調動起來，地方政府、政協(xié)委員以及不同部門的專家都運用各自的專家知識進行論證，中央政府決策遭遇

6、合法性危機，三峽工程議程重新進行論證和決策。
　　議程最終決策過程:決策的技術-政治過程表現(xiàn)為政府推動的磋商過程模式。社會轉型期的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削弱，政治權力發(fā)生分權現(xiàn)象。一方面，地方政府、各國家機構與中央政府之間出現(xiàn)利益磋商過程，并改變“中央決策”。另一方面，對決策過程提出了程序合法化要求。1986開始的有組織的論證到1992年最終決策，圍繞程序的合法化展開，表明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需要一套高度法制化、制度化的體系作為支撐。

7、決策爭論受到“中央決策”與“法制程序”的共同推動而達成共識。政治權力依然是主導力量，但國家和社會開始出現(xiàn)有限分化，一些大眾傳播媒介、政府機構外的專家等社會力量參與進來。
　　專家體制與現(xiàn)代國家建構的困境根源和出路是同一的。從“社會中的國家”層面可以看到，現(xiàn)代國家建構通過意識形態(tài)和官僚體制實現(xiàn)對社會的嵌入。意識形態(tài)是國家權威獲得合法性的非制度化力量，專家體制的興起表達了政治發(fā)展的技術理性傾向，走出專家體制困境需要現(xiàn)代國家建構在意識形

8、態(tài)層面實現(xiàn)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融合;官僚體制是國家權力在政治體制內的運作過程，加強官僚體制的理性化與規(guī)范化是從體制內部探尋專家體制建設的路徑。從“國家中的社會”層面可以看到，追求政治合法性的過程也是逐步向社會分權的過程，均衡治理旨在引入公民社會的權力制衡功能，國家、市場與公民社會的均衡結構是專家體制的出路所在。
　　本研究認為，專家體制不只是技術-政治過程的一種載體，而且是現(xiàn)代國家建構進程中表達秩序的一套象征系統(tǒng)和現(xiàn)代社會的一種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