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礦產資源如何開發(fā)和利用對實現社會良好治理至關重要。山西是中國煤炭儲量較為豐富的地區(qū),資源優(yōu)勢作為一把“雙刃劍”,既為山西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又形成地質災害、生態(tài)破壞、貧富分化加大、社會矛盾加劇等資源詛咒。以往政府和學者主要關注煤炭資源開發(fā)中的經濟效益、資源利用、生產安全和利益分配等問題,而較為忽視煤炭開采的負外部性造成的資源型村莊農民負擔的加重和村莊治理危機的加劇。我們急需研究資源型村莊這種

2、獨特的治理景觀,以提高對政治社會風險的預見性。
　　論文采取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以產權政治學為視角,運用實證研究與橫向比較、類型分析的方法,從國有產權、集體產權、個體產權這三種煤礦產權結構出發(fā),對山西五個典型的資源型村莊治理過程及其績效進行分析。本研究的時段是從1990年代中期村辦集體煤礦改制以來一直到現在。1990年代中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關節(jié)點,當時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大范圍改制,村辦集體煤礦同樣如此,出現了村辦煤礦集體經營與個人承包并重

3、的產權結構,也出現了私人買斷煤礦的個體產權結構。論文研究五個資源型村莊在煤礦產權變革進程中因其不同的產權關系和產權結構導致的不同發(fā)展道路,旨在揭示產權變革對村莊治理的影響及導致的農民利益的變化。
　　全文除導論與結論外,共分三章,按照煤礦產權結構(國有產權、集體產權、個體產權)對資源型村莊治理的影響來架構全篇。
　　第一章通過兩個典型案例分析國有產權與村莊治理的關聯。研究發(fā)現,村企關系模式與村莊治理關系密切。當保護型村治精英

4、以集體利益為重,充分發(fā)揮個人能力,與國有煤礦進行有理有據的談判,且村莊能夠為煤礦的發(fā)展提供優(yōu)質服務時,就能促使國有煤礦與村莊建立合作共贏關系,并依托國有煤礦為村莊發(fā)展提供恰當的支持,促進村莊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tài)的全方位發(fā)展;當存在謀利型村治精英時,同時由于缺乏有效的委托—代理機制激勵、監(jiān)督國有煤礦負責人,這種村治精英就會與謀利型的國有煤礦負責人合謀,侵害村民權益,進而引發(fā)村民上訪,最終使村莊陷入治理困境。
　　第二章通

5、過兩個典型案例分析集體產權與村莊治理的關聯。研究發(fā)現,在煤礦產權制度變遷的宏觀背景下,決定村莊集體產權結構發(fā)揮效用的關鍵在于保護型村治精英主導與村民民主參與的互動。反之,如果村治精英淪為謀利型村治精英,村莊公共權力成為其謀利手段,村民民主參與又流于形式,將會導致集體產權無法發(fā)揮效用,進而損害村民利益、引發(fā)群體性事件,村莊陷于混亂的無發(fā)展局面;
　　第三章通過一個典型案例分析個體產權與村莊治理的關聯。研究發(fā)現,與國有產權和集體產權結

6、構相比,個體產權的煤礦一般不利于村莊治理,因為其占有和使用權的私有性質決定了煤礦主會占有煤礦生產的全部收益,對村莊公共產品的提供來源于企業(yè)社會責任意識的強烈與否而非制度約束。這種模式下的村莊集體經濟薄弱、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煤礦主暴富和村民貧困的巨大反差雖然不會引發(fā)村民強烈不滿,但它會加劇村莊階層分化、降低村莊凝聚力、增加村民集體行動的難度,使村莊治理遭遇嚴重挑戰(zhàn)。當然,如果企業(yè)能夠承擔社會責任,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以及更多的公共

7、產品時,可以延緩村莊的衰敗。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論文提出如下結論:一是產權結構同村莊治理具有比較密切的內在關系,但是產權結構不是決定治理模式與治理績效的根本因素。資源型村莊的治理狀態(tài)和治理績效是多種變量交互作用的結果,產權結構不可能單方面發(fā)揮作用,甚至不可能直接發(fā)揮作用,而是通過國家意志力(制度、政策、權力)、經營者的價值偏好和地方本土性社會資源等發(fā)揮作用;二是產權結構有效發(fā)揮作用是村莊善治的基礎;三是與國有產權和個體產權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