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楊憲益(1915－2009)是漢英翻譯大家，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此外，他還是一位外漢翻譯巧匠。本文是把“歸家”隱喻化理論引入楊憲益外漢翻譯研究的一種嘗試：主要是透過對“信達雅”的再思考和再闡釋，試圖在另一個世紀賦予其以新的方法論意義，以說明新的視角有可能引出新的理論指向，進而對楊憲益的外譯漢翻譯的歷史價值及其作用有所揭示和闡發(fā)。
　　 楊憲益外漢翻譯活動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本文所研究的是楊憲益這一

2、時期獨自翻譯并先后出版的7部外漢翻譯作品，即：古希臘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鳥》、古羅馬普勞圖斯的喜劇《兇宅》、英國蕭伯納的劇作《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和《賣花女》(楊憲益舊譯為《匹克梅梁》)等4部戲劇，以及古羅馬維吉爾的《牧歌》、中古法國史詩《羅蘭之歌》和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修紀》等3部詩歌。這些作品都是直接譯自源語(古希臘、古羅馬、中古法語以及英語)。
　　 “歸家”是人類存在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是一個具有文化普遍意義的隱喻，因為其中

3、隱含著人類心智活動的共同規(guī)律。翻譯是人類的一項心智活動，因此，以這一隱喻來觀察和解釋翻譯現(xiàn)象，便具有了方法論的意義。本文把“歸家”隱喻化理論引入翻譯研究，并從中推出“歸家”的三個指向作為研究框架，以此考察、分析、闡述楊憲益七部外國文學翻譯作品的“歸家”。我們認為，楊憲益的翻譯之所以為人稱道，他之所以具有榜樣或“楷?！币饬x，就在于這位翻譯大家自我認識上的“歸家”。首先，他選對了職業(yè)。楊憲益說：“翻譯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就職

4、業(yè)來說，翻譯工作就是楊憲益“熟穩(wěn)”的工作、“老資源”能夠用得上的工作、“在家”的工作。其次，楊憲益并非來者不拒，什么都譯。他說“我翻譯我喜歡的東西”。外漢翻譯的每一部作品，雖說不一定都是他主動要求翻譯的，但都是他喜歡的。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是興趣愛好的“歸家”，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遠。再次，“我手寫我口”。楊憲益不論是作文還是翻譯都反對追求雕琢，給作品“濃妝艷抹”，而是堅持自然無為，水到渠成，口頭上怎么說，就怎么寫。而“我手寫我口”，

5、也與孔子的“辭達而已矣”和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致的。這也表現(xiàn)了楊憲益在翻譯話語上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遠。最后，堅守“信達雅”標準。楊憲益終身信奉“信達雅”，去世前兩個月，還在強調“尚無人超過嚴復先生提出的‘信、達、雅’論?！睏顟椧骐m沒有使用“歸家”這一隱喻來形容他的翻譯追求，但是，“信達雅”顯然就是他畢生追求的目標或歸向的“家園”。也可以說，做到“信達雅”就是令他“心安理得”的“確實結論”?？梢姡瑮顟椧嬖诜g上的確始終秉承的是“歸

6、家”的思想路線，這也就為其翻譯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論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簡要介紹研究背景、研究現(xiàn)狀及翻譯的隱喻化理論、本課題的研究對象、研究問題與重點、理論依據、研究方法、步驟以及創(chuàng)新之處等。
　　 第二章從探尋“家”的隱喻意義入手，通過對錢鍾書論述“回家”哲學意蘊的分析和梳理，試圖為本文揭示出“家”和“歸家”的指向及其對跨文化翻譯的方法論意義。錢鍾書“回家”論的核心是“心安”。而關乎“

7、心”的“安寧”的三個條件最終是“安全、便捷、舒適”，因而，三者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家園”的特定指向?！盎丶摇彪[喻的三個指向也就是三個追求，反映在翻譯標準上，就是楊憲益在翻譯中所畢生堅守和追求的目標：“信、達、雅”。做到了“信達雅”，也就意味著，“做到了家”，由此“心”才能趨于“安穩(wěn)”。基于楊憲益關于“信達雅”“無人超越”論的思想，本研究不僅探尋了“信達雅”所隱含的人類精神的普遍性基礎，認為“信達雅”反映了人類對“安全、便捷、舒適”等三

8、個普遍性的基本訴求，而且，還透過日常生活當中的種種現(xiàn)象以及中外諸多大家在翻譯標準上的“殊途同歸”來加以論證。這樣，本研究的工作框架確立為：面向正確無遺的忠實原則、走向明白易懂的通達原則和趨向得體恰當?shù)倪m宜原則。翻譯活動若是在理論上盡可能做到三者的統(tǒng)一，才可能是令人心安的、滿意的、“到家”的翻譯。這樣也才能在接受者那里形成理想的、令人神往并可能陶醉其中的精神家園。
　　 第三章考察楊憲益譯文在“安全”指向上的“歸家”。人們對“安全

9、”的訴求，在翻譯當中，表現(xiàn)為對“信”或“忠實”的要求。這也是楊憲益著意強調的一個原則。楊憲益譯本對“信”的詮釋及其在譯作之中的“演繹”表現(xiàn)在：忠實于原作的思想內容、忠實于原作的文化意象以及忠實于原作的語言風格。我們通過分析認為，楊憲益不愧為高手妙筆，其譯文深得原作的“個中三味”，盡管個別譯文尚有不盡人意之處。楊憲益的成功，同時印證了“前景化”手段的再現(xiàn)，可以有力地突出原作的藝術力量；而這同樣也有效地說明了，“語言好客”原本就是翻譯家“尋

10、覓家園”在語言上的一個表現(xiàn)：使語言在其“悅納異己”的作用的基礎上，“回到”那屬于自身的“家”中。
　　 第四章考察譯文意義的顯豁與話語的“通達”。人們對“便捷”的普遍訴求，反映到翻譯話語上，則是對“達”或明白易懂的要求。通順達意、明白易懂，才能不造成理解上的障礙阻障妨礙、疑惑困惑迷惑。也只有這樣，“心”才得以復歸于并安居于“家”。不便捷，也就是費解難懂，佶屈聱牙，“心”便有所掛礙，便難得“安穩(wěn)”。如果譯文通順通暢，可讀可誦，讀者

11、便能輕松、順利地通達譯本所呈現(xiàn)的“家園”。在對“達”的處理上，楊憲益采用了多種“明晰化”的策略。其中包括：意譯與歸化，增補，句式結構的調整，語句淺白簡短以及“超文本”手段的運用等等。楊憲益以自己對源語的“神理”和“到家”的表達，消除了可能給讀者帶來的不便與不安?？梢哉f，楊憲益的翻譯話語簡潔順暢、明白易懂，看不到晦澀難懂、詰屈聱牙的表達。這便可以確保讀者“心無掛礙”地走進譯文構筑出的精神家園，并怡然自得地徜徉于其間。
　　 第五章

12、側重的是譯本在舒適指向上的“歸家”。舒適意味著得體、恰當、適宜、“熟穩(wěn)”和愉悅，可看作廣義上的“雅”。通過對七部翻譯作品的考察、對比與分析，可以看出楊憲益對“雅”的具體詮釋：“雅”并非單純是文字上的“雅”，而還包括得體、合宜、新穎等關乎“舒適”意義上的“雅”。在表現(xiàn)上，有關特質指向意識形態(tài)、詩學傳統(tǒng)、翻譯話語的得體性，以及“完善”原作的圓滿性意義上的“改寫”與“升華”。而有關處理，自然是要使“家園”意識在更為“純熟”的藝術境界當中加以顯

13、現(xiàn)，因而，也就是為了使“家園”更具“美化”或理想化的特色。盡管在有些方面(如意識形態(tài)的與詩學上的“改寫”)，楊憲益并沒有具體談到，然而，在其譯文當中，他的確是揮灑自如，自然包括在適時而動的“改寫”上。這樣的“改寫”，看似不忠實，甚至是與楊憲益堅守的“信”背道而馳，但他之所以這樣做，一般是為了順應語境的需要，不能不有所變化，這也是譯事規(guī)律“使然”因而“不得不然”。由此可見，文學翻譯，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一樣，都是在要求“回到事情本身”，亦即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