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語言在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它成為這一時期社會思想文化的一個表征。從清末的語文改革，到“五四”白話文運動，從30年代文藝大眾化運動提出對語言的特殊要求，到40年代民族形式與方言土語的關系，其隨時代演進而起伏不定的衍變脈絡清晰可見。
　　 1934年，報刊上重新燃起了文言與白話之爭，盡管這一并無多少實質意義的爭論來去匆匆、稍縱即逝，但它由此引起的“大眾語”討論，聲勢卻鋪天蓋地。轟轟烈烈。短短半年多的時間(193

2、4年5—12月)，參與討論的刊物達30余種，當時重要報刊諸如《申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大晚報》、《獨立評論》、《社會月報》、《現代》、《文學》、《新壘》和《新語林》等均成為討論的主要陣地和中心刊物，發(fā)表文章數400多篇；論戰(zhàn)者以百計，隊伍廣泛，不但涉及北平、上海和南京三地各派知識分子，還包括廣泛的社會普通人士。論爭激烈，影響很大，成為當年思想文化領域里的一件大事。
　　 “大眾語”是30年代繼大眾文藝問題的討論展開

3、之后，因欲抵御“文言復興”，并同時主張變革現行“白話”而提出的關于漢語書面語的一個特定用語。所謂“大眾語”，是指以“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的明白”為目標的一種書面語。由此圍繞“大眾語”問題掀起的一場論爭，既是文藝語言大眾化問題的深入發(fā)展，也是堅持“言文一致”的文體改革方向，希翼白話文體在已行書面用語的基礎上有所更新和發(fā)展，推進現代漢語書面語建設的繼“五四”以后又一次有關漢語語言發(fā)展建設的討論。
　　 “大眾語”問題討論

4、具體涉及到對文言、白話和“大眾語”三者的論辯，而主要又集中在如何對待“五四”白話文和如何建設“大眾語”兩個問題上。就論辯的隊伍來看，論辯的正方是“大眾語”倡導者們，他們發(fā)難的目標是白話語體和文言語體；論辯的反方是守舊派人士和所謂中間派人士，他們捍衛(wèi)“五四”白話，并對“大眾語”多持既不主動參與討論也不作評價的壁上觀態(tài)度。隨著討論話題逐漸轉移到“大眾語”建設問題上之后，其討論便主要限于“大眾語”倡導者們內部之間的互相辯駁。
　　 在

5、“文言—白話—大眾語”三者形成的論辯局勢中，文言文是白話文與“大眾語”共同的反擊對象，白話文與“大眾語”從各自不同的目的出發(fā)，共同擊退了文言文的復興。其后，“大眾語”對白話文展開了批駁，主張比白話文更“白”的所謂“白之又白”的語言變革。白話文與文言、“大眾語”存在著難以完全分割的內在關聯，白話文一方面要對抗文言文，另一方面又被要求更加大眾化。這一語境導致白話文成為30年代“大眾語”討論中的一個關鍵詞與論爭基點，各方討論形成了對白話文“存

6、—廢—改良”的幾派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大眾語”必須反對“五四”白話文，另一種意見主張“大眾語”不必反對白話文，第三種意見則在折衷調和的基礎上主張“批判的接受，合理的揚棄”。
　　 “大眾語”的建設問題是討論的主體部分，也是最富有爭議的內容，是話語交鋒的焦點所在。對此問題，討論見仁見智，有論者認為“大眾語”在初始階段可以是地方土語的提煉形式，然后逐漸加入普通話的語法和詞法，使之普通化，成為全國通用的“大眾語”；也有論者認為“大眾語

7、”應該是普通話與土話不斷融合的產物，其通用性是在提取方言土語的基礎上獲得的；有的論者從質疑普通話存在的立場出發(fā)，認為建設“大眾語”最根本的辦法，是如何吸收化解方言土話；也有論者認為要使“大眾語”更加豐富完善，還應該輸入外來語和歐化語法，同時吸收古典語。還有論者提出了“三路并進”的方案；方言土語“從下送上”，文學科學報章廣告等用語“從上迎下”，普及教育、語言教育等“從橫通過”。更有論者主張改革漢字為拼音字，實行漢語寫法拉丁化。
　　

8、 建設“大眾語”的意見，林林總總，概括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一、“大眾語”建設的可能性與標準問題；二、“大眾語”建設與歐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三、“大眾語”建設與方言土語的關系問題；四、“大眾語”的書寫方式——實行“拉丁化新文字”。
　　 “大眾語”問題的討論，歷時不長，來不及對“大眾語”進行深入細致的具體研究，沒有取得成熟的研究成果?！按蟊娬Z”也并未如當初論者們所預期的那樣最終形成，現實中并沒有一種所謂的“大眾語”出現、形

9、成和被使用，甚至有對其后的語言實踐產生一定負面影響的情況出現。但“大眾語”問題的討論，作為在30年代特定歷史語境中對“五四”語言革命以來漢語語言的一次反思和應急性修正，它構成了現代中國語言變革和白話文學的大眾化、底層化與普通化的一次探討，它確立了語言“大眾標準”和“大眾方向”的路徑。促成了其后語言風格和創(chuàng)作實踐一定程度的轉變。從語言變革的角度看，“大眾語”討論可以說是白話文運動自身邏輯發(fā)展的一次演進，是白話文運動的進一步深化。對于現代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