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慎刑是現(xiàn)代刑事立法和司法所應堅持的基本理念，它彰顯了刑法的人文精神和道德關懷。中國傳統(tǒng)儒家也強調(diào)慎刑思想，并且將它融貫到刑事法律的整個運作過程，使其在弱化古代刑法的殘酷性和彰顯古代法律的道德性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明儒邱浚在《大學衍義補·慎刑憲》中將“慎刑”視為治國平天下之要，以邱浚的“慎刑憲”為切入視角，對儒家的慎刑思想進行系統(tǒng)性梳理，可以看到儒家的慎刑主張如何融入古代刑事法律中并發(fā)揮積極作用。
　　本文的結構安排為，除了“引論”

2、和“結論”外，正文部分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闡釋邱?！洞髮W衍義補·慎刑憲》的問題域?！洞髮W衍義補》的是對《大學》之道的闡發(fā)，《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朱熹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作為“四書”之首并對其進行章句，理學家之所以如此看重《大學》一書的地位和作用，是因為該書是對儒家所主張的“內(nèi)圣外王”之道的經(jīng)典表達，但《大學》只是對“內(nèi)圣外王”之道作出了原則性闡釋。南宋理學家真德秀使用“衍義體”推衍《大學》之意，著成《大學衍義》

3、一書，但由于該書重在闡釋修身之道，缺少對“治國”“平天下”的衍義，明朝大儒邱浚在真氏基礎上又著成《大學衍義補》一書，著重論述治國平天下之要，在書中邱浚對法律問題作了詳盡闡釋，并以“慎刑憲”進行概括，將“慎刑憲”視為治國平天下之要。
　　第二章，勾勒慎刑思想的緣起及其在儒法之爭的流變中所居位置。姬周在討伐殷商時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殷商無德，天降喪于殷”作為政治革命的合法性依據(jù)，并在殷商覆亡的教訓中萌生了憂患意識，認識到“皇天無親

4、，惟德是輔”，周人據(jù)此建立了一個由“敬”所貫注的“敬德”“明德”的觀念世界，來照察、指導自己的行為，“敬德”“明德”之下便有了“慎罰”的觀念，是為“以德配天，明德慎罰”。至春秋戰(zhàn)國，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xiàn)狀，儒道墨法各家開出了不同的為治“藥方”，其中影響最甚者為儒法二家，基于以“仁”釋“禮”、對人性本善的觀念認知以及對君王需擔任天下治亂興衰之責的要求，儒家主張德禮乃為治之本；而更具現(xiàn)實意識的法家則主張尊君卑臣、人性本惡和以法治國。儒法二家

5、在德刑問題上分別強調(diào)“以德去刑”和“以刑去刑”，形成不兩立之勢。但對立的儒法二家也并非沒有融合的可能，管子和荀子為儒法合流奠定了基礎。自漢朝始，儒法趨于合流，法律儒家化運動由此開啟，儒家慎刑思想在儒法合流中得到進一步彰顯。
　　第三章，以權力的實際最終享有者君王和法律的執(zhí)行者司法官員為對象，討論儒家慎刑理念下君王應當具備的慎刑之道和臣下應當踐行的慎刑之德。在儒家看來，既然上天把百姓托付給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者就對百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即

6、使天下大亂，也不該歸罪于百姓，相反，應當同情、體諒、關愛和保護百姓。置此之下君王應當具備的慎刑之道包括存欽恤之心、明忠恕之道、行無為之術、去華而務實以及自身需從法。對司法官員而言，斷刑理獄中所應當踐行的慎刑之德包含從道不從君、無偏無倚的中正之道以及“欽恤哀矜”的“仁恕”之道。
　　第四章，以立法為節(jié)點，分析慎刑背后的“高級法”背景，慎刑觀下的立法原則以及立法之后的“布法于眾”的慎刑意義。慎刑背后的“高級法”背景即慎刑的理論基礎，儒

7、家所主張的以富民、教民和保民為內(nèi)容的民本思想，人性本善以及始于西周初并在儒家思想中得到進一步闡發(fā)的人文精神共同構成了儒家慎刑思想的理論基礎。以慎刑思想為基準，立法的基本原則包括順天之意、明白易知以及因時而變。同時，為防止不教而殺和民陷于罪而不自知，法律制定出來后還應當布之于眾，此亦即中國古代的“普法”，邱浚等儒者認為，最早的法律公開始于西周的“懸法象魏”之制，而非春秋時期的鑄刑書刑鼎，并且孔子反對晉鑄刑鼎并非是對成文法公布的反對，而是晉

8、刑書違背了“人倫道德”的規(guī)范精神。
　　第五章，從司法角度切入，梳理儒家慎刑思想如何在用刑中得以體現(xiàn)。由于慎刑理念在司法中的彰顯多而雜，本文選取了三條重要主線進行考察，分別是“天人合一”觀下的模擬天象而慎刑、基于親情倫理準則的慎刑恤刑以及對重刑和冤抑的最后救贖之道。在中國古代，天乃萬物之源，古人以各類天體的運作狀況作為觀測和研究對象，以其展現(xiàn)出的“天象”為依據(jù)，進而決定和預測人事，刑罰無論大小，皆是上天對有罪者的討伐，而上天有好生

9、之德，因而刑罰的適用當慎之又慎，否則將觸怒天威，因而用刑當順應天道，中國古代法律是以家庭觀念為中心，極為重視倫理親情，確立了“準五服以制罪”等制度，對親屬間的犯罪規(guī)定了嚴重的處罰，但對因守護親情倫理而產(chǎn)生的犯罪也從制度或司法實踐中給予寬緩處斷，親親相隱在立法中得以確立，血親復仇在立法中得以確立或在司法實踐中從輕處理即為緣于親情倫理的慎刑的體現(xiàn)，同時，古代法律對老幼婦殘犯罪皆從寬處理，還規(guī)定了存留養(yǎng)親制度。為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適用理念，&

10、nbsp;規(guī)定了死刑復核和死刑復奏的“雙保險”進路。為避免冤抑無處伸張，法律中確立了可以“上達天聽”的直訴理冤制度。
　　第六章，重拾儒家思想中極為重要的經(jīng)權之道，論析儒家慎刑思想的邊界所在。儒家承認刑對于禮的補充作用，禮刑互補，相為表里，但是禮與刑的運用須得有先后主次之分，此即為禮教為主，刑罰為輔，先違禮后方可入刑。實施刑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使人不再犯罪，刑期于無刑，去刑之道，以德為先。刑期于無刑是希望所達至的目標，但這一目標的實

11、現(xiàn)并不容易，德禮為政教之本，但難免有教而不從者，此時便需要以刑弼教，隨著世之治亂興衰，刑之輕重緩急也應有所損益，如此，便涉及到權世而用刑之道。以經(jīng)權之道為基礎，可以解釋為何儒家提倡慎刑但又不反對有條件的重刑，經(jīng)權之道的基本邏輯是經(jīng)為常，權為變，經(jīng)立常道，確立準則，但普遍的準則總是在具體的情境中展開，置于情境論中，難免有經(jīng)所不及或與具體情形相通沖者，此時不能固守經(jīng)之常不變，需要根據(jù)具體事宜和時宜有所變通，如此便涉及到權，以經(jīng)權之道觀之，慎

12、刑為常，重刑為變，因而有了“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以及“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br>　　概言之，儒家雖主張惟有德禮之治才能真正構建起完滿的道德人格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但并未否定法律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儒家將慎刑理念融入刑事法律之中的做法使得古代刑事法律展現(xiàn)出一定程度的人文精神和人道關懷，從“德主刑輔”到邱浚將“慎刑憲”作為治國平天下之要，法律在儒家的為治理念中具有重要的位置，但其邏輯前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