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　　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述評</p><p>　　摘要：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是用來描述和解釋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歐美國家興起的諸多新型社會運動形式的理論術語或理論流派。其主要包括歐洲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美國的資源動員理論與政治過程理論以及美歐合流后出現(xiàn)的社會建構論與文化理論。各種理論模式都有其獨特的理論內容與理論特色。但是，要全面整體地解釋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產生與發(fā)展，還需要不同理論模式

2、之間的相互補充，相互結合。 </p><p>　　關鍵詞：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運動理論 </p><p>　　中圖分類號：D81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165（2013）02-0048-07 </p><p>　　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社會興起的以生態(tài)運動、和平運動、人權運動等為代表的且不同于傳統(tǒng)工人運動的群眾抗議運動總稱。

3、這種新運動形式的興起，不僅對西方社會現(xiàn)有的體制、政策和權威構成了挑戰(zhàn)，而且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弊端進行糾正，從而成為國際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與此相應，伴隨著依據(jù)馬克思主義視角解釋社會運動的傳統(tǒng)理論的式微，闡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產生與發(fā)展的各種理論模式也相繼出現(xiàn)。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就是用來描述和解釋60年代中后期在歐美國家興起的諸多新型社會運動形式的理論術語或理論流派。90年代之前，歐美學者由于理論興趣、研究主題方法不同，形成了兩

4、種不同的路線： 歐洲研究路線與美國研究路線。歐洲學者傾向于從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角度解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興起與發(fā)展，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歐洲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模式。美國學者為克服心理學研究路徑的缺陷，提出了資源動員理論與政治進程理論。90年代以后，歐美學者在資源動員理論與政治進程理論基礎上又進一步提出了社會建構理論與文化建構論。本文試圖對各種理論流派的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內容、發(fā)展動向進行論述，以期對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有更清</p&

5、gt;<p>　　一、歐洲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 </p><p>　　歐洲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主要致力于解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與西方社會結構轉型之間的關系，其理論興趣可以分為兩種傾向：一是著眼于社會派系結構，二是著眼于社會意識層面的變化。也就說，對于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解釋，不僅關注運動的結構性動因，而且還應理解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文化意義。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法國學者阿蘭?圖海納（Alain Tourai

6、ne）、德國學者于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與克蘭斯?奧菲（Claus Offe）、意大利學者阿爾伯特?梅盧西（Alberto Melucci）。 </p><p>　　圖海納根據(jù)文化模式、投資和核心沖突的類型，將現(xiàn)代社會區(qū)分為商業(yè)社會、工業(yè)社會和后工業(yè)社會，并認為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興起是與后工業(yè)社會的出現(xiàn)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新的社會類型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新的文化和場域。Buechler， Steve

7、n M，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1995：Summer） pp.441-464.哈貝馬斯與奧菲均是從合法化的視角來解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哈貝馬斯把社會分為系統(tǒng)和生活世界，認為二戰(zhàn)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擺脫經濟危機以及由此而來的合法性危機，加強了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由此導致了“系統(tǒng)”對“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原

8、有的聯(lián)系和忠誠，使人喪失了自我認同（ 身份），發(fā)生了異化。曾特清：《哈貝馬斯新社會運動理論述評》，《太平洋學報》，2012年第4期。而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反對政治和市場對生活世界的殖民，重建人與人之間的聯(lián)系、忠誠和認同。梅盧西在哈貝馬斯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礎上，把當代社會描述為一種高度分化的體系。他們尤其特別強調集體認同感的</p><p>　　除此之外，歐洲學者還借用美國社會政治學者羅納爾德?英格哈特

9、（Ronald Inglehart）在其1977年所寫的《寂靜的革命――西方公眾變化中的價值觀和政治方式》一書中所提出的“后物質主義”概念來分析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產生，由此形成了后物質主義理論。英格哈特認為，隨著社會結構從工業(yè)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的轉變或從現(xiàn)代社會向后現(xiàn)代社會的轉變，人們的價值觀相應地也發(fā)生了“靜悄悄的變化”，即也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與非常注重社會、經濟、政治上安全保障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明顯不同，后物質主

10、義價值觀注重自我實現(xiàn)、生態(tài)保護等非物質訴求的實現(xiàn)。因此，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出現(xiàn)就構成了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基礎。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ulture Shif

11、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p><p>　　由此不難看出，歐洲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強調的是社會變遷、社會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以及文化、認同感、合法性在社會運動產生與發(fā)展中的作用。注重從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變遷與微觀層面的價值觀念變化去解讀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從而為理解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運動理論的新視角。盡管如此，這一理論范式仍是有缺陷的，歐洲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家

12、不僅忽視了運動組織在運動產生與發(fā)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忽視了不是從左翼起源的社會運動，并且對于當代一些右翼社會運動也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 </p><p>　　二、美國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 　?。ㄒ唬┵Y源動員理論 </p><p>　　資源動員理論是美國學者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和邁耶?扎爾德（Mayer Zald）在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所涌現(xiàn)的大量新社會運動進

13、行反思和總結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麥卡錫和扎爾德以經濟學家麥克?奧爾森（Mancur Olson）的 “成本收益的權衡是集體行動理論的核心”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這一命題為基礎，在1970年發(fā)表了《社會運動在美國的發(fā)展趨勢：專業(yè)化與資源

14、動員》和《資源動員和社會運動：一個局部的理論》兩篇論文，由此奠定了資源動員理論的基礎。該理論從資源動員的視角出發(fā)，不是關注新社會運動為什么會發(fā)生的問題，而是關注個人動機如何通過社會運動組織的動員努力轉變?yōu)閰⑴c行為，關注新社會運動是如何被組織起來以及為什么一些新社會運動類型會成功而另一些卻失敗的問題。也就是說，資源動員理論關注的是在先進的工業(yè)社會中運動行為者如何獲得可利用的資源以及行為者可以采取的手段等問題。</p><

15、;p>　　早期資源動員理論主要強調資源動員的意義和作用，但忽略了社會心理層面、集體認同等非物質資源因素的作用。90年代以后，在受到西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等學者的批評后，斯諾等學者進一步拓展資源動員的內容，不僅重視成員與組織在資源動員中的作用，而且強調文化和認同因素在社會動員中的作用以及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系。由此，資源動員理論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即從資源動員向框架動員擴展。 </p><

16、;p>　　（二）政治過程理論?政治機會結構 </p><p>　　政治過程理論是西方學者在質疑社會心理學的理論假設以及接受理性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基礎上所提出的一種系統(tǒng)解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與國家力量之間關系的運動理論范式。政治機會結構是政治過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彼得?艾辛格（Peter Essinger）、查爾斯?蒂利、西德尼?塔羅、道格?麥克亞當（Doug McAdam）等學者都為此理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的貢

17、獻。彼得?艾辛格比較早地對“政治機會”進行了論證，他于1973年最早使用“政治機會”這一概念對美國城市抗議活動的進行理論分析。他解釋了60年代在美國43個城市中出現(xiàn)的基于貧困和種族問題的集體動員，這種動員的概率與城市的機會結構有關。查爾斯?蒂利提出“政體模型”（polity model）的分析視角，認為不同的政治條件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機會或者威脅，進而影響挑戰(zhàn)者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形式。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

18、ent and national politics”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I： Univ</p><p>　　三、美歐合流后的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 </p><p>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在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研究上一直是平行發(fā)展的，這種狀況

19、一直持續(xù)了20多年，直到80年代中期，大西洋兩岸的學者才開始學術交流，初次的交流讓歐美研究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學者均大吃一驚，面對同樣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雙方的觀點竟有如此不同的認識與理解。在這種情形下，雙方開始了一個相互學習與交流的過程，通過頻繁的幾次學術會議，歐洲的學者開始越來越重視美國的實證研究路線，而美國的學者也重新發(fā)現(xiàn)了文化、認同感、話語以及價值觀在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此，歐美學者在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研究的方面走向了共同發(fā)展

20、的道路。90年代以來，關于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研究，歐美學者大致形成了四種理論取向：政治機會結構、資源動員結構、社會建構理論以及文化理論。由于前兩種理論流派上文已經作了闡述，本部分重點介紹后兩種理論流派。 </p><p>　?。ㄒ唬┥鐣嬂碚?</p><p>　　80年代中期，西方學者關于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研究的范式出現(xiàn)了一個變遷，即從占統(tǒng)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導向的資源動員理論向以意義建構和象征

21、為主要切入點的社會建構論轉變。這一范式的轉變既得益于研究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西方學者對其他學科最新理論成果的借鑒，又得益于北美的資源動員理論和歐洲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家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批評，同時也是對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補充與發(fā)展。社會建構理論主要涉及五個不同的分析框架艾爾東?莫里斯、卡洛爾?麥克拉吉?繆勒主編：《社會運動理論的前沿領域》，劉能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1-97頁。： </p><p>　　一是

22、道格?麥克亞當?shù)恼J知解放。麥克亞當用“認知解放”來指稱集體行動潛在參與者中間出現(xiàn)的意識轉變，并把變動的政治狀況看成是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參與者認知解放進程中的一個決定性的推動力。因為它促使政體成員和運動參與者這兩者間之間關系的象征內容發(fā)生了變化。當一個政治體制的成員們改變了他們對待某種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類型的態(tài)度時，該運動參與者就會認識到政治狀況的變化為其動員活動所帶來的風險或益處，從而靈活地選擇運動的方式。 </p><p&

23、gt;　　二是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的公共話語。90年代以來，伴隨著大眾媒體在現(xiàn)代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日益突出，西方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也日益卷入到了一場圍繞意義和解釋而展開的象征斗爭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甘姆森認為大眾媒體對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動員非常重要，離開了媒體話語，就無法理解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動員潛力的形成與激活。 </p><p>　　三是貝爾特?克蘭德爾曼斯（Bert Klanderman

24、s）的共意形成和共意動員。前者關注一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者有意識地在一個總體人群中的某個亞群中創(chuàng)造共意的努力；后者關注的是社會網(wǎng)絡和亞文化中意義的融合，其中包括一個在社會中形成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動員潛力的情境中的共意動員和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開展運動動員情境中的共意動員兩個層面。換句話而言，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動員不僅要產生出一群容易接受其運動理念（如平等、自由、環(huán)保等）并參加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個體，而且還要有具體的、足以讓人信服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目標和行

25、動方法，從而激活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參加者積極地投入到運動的行列中。 </p><p>　　四是斯諾的框架聯(lián)合。斯諾及其合作者試圖用“框架聯(lián)合”這一術語描述個體參與者的認知框架是如何變得和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組織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協(xié)調相一致的。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是通過力圖動員潛在的支持者和成員、積蓄旁觀者的支持等方式來架構相關的事件和狀況的。在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運動組織試圖把運動參與者個體的解釋和它們自己的解釋聯(lián)結在一起

26、，從而使這兩者的解釋能夠相互一致且相互補充。斯諾認為框架聯(lián)合的過程可以分為框架溝通、框架放大、框架擴展、框架轉型四個不同的過程。David Sno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pp464-481.框架溝通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在

27、結構上不相干但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相近的框架之間的聯(lián)結。這種聯(lián)結既可以發(fā)生在不同的生態(tài)抗議組織間，也可以發(fā)生在一個環(huán)保組織內部和若干環(huán)境活動者之間?？蚣芊糯笫窃谶\動過程中，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組織為了動員那些在價值觀等方面有一定認同的旁觀者或</p><p>　　社會建構論這五個分析框架共同關注的是動員的象征層面，但是卻涉及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動員過程的不同部分，或者關注個體行為，或者關注集體行為。但是若把五個分析框架綜合起來，

28、可以說社會建構論是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發(fā)展方面的一個新的重要成果。因為，就整體而言，該理論在空間軸上顧及到了微觀的個體、中觀的組織、宏觀的社會文化三個不同的層次，相對于先前只關注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某一層面的理論流派而言，這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進步。 </p><p><b>　?。ǘ┪幕碚?</b></p><p>　　90年代中期以后，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界在批評主流理論當

29、中的資源動員取向和政治進程模型的過程中還出現(xiàn)了一個最新的動向，主要表現(xiàn)為文化的轉向，即文化理論的出現(xiàn)。文化理論認為文化和情感因素在生態(tài)新社會社會運動研究中扮演著核心的作用，其中情感是社會地和文化性地建構起來的，無論任何情感都可以進入政治分析的核心。文化理論對情感的關注，雖然為我們對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參與現(xiàn)象的考察提供了額外的解釋力，但也意味著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研究取向的轉變，即有理性向非理性的復歸。Jeff Goodwin， James M

30、.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the Fall and Rise of Emotion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0， 5（1），pp.65-83. </p><p>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20世紀的

31、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研究取向是非常復雜與多元的，既有理性取向的也有非理性取向的，既有注重宏觀層面的理論也有注重中觀與微觀層面的理論。但這些理論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說，每個理論模式只能就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某一側面或某些側面給出解釋，但并不能整體性地去解釋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要想全面地、整體地解讀西方生態(tài)新社會運動的產生與發(fā)展，還需要不同理論模式之間的相互補充，相互結合。 </p><p>　　[作者簡介：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