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世紀下半葉以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歐洲近代思想文化風靡學界，學習西方文化哲學在當時全國唯一的帝國大學東京大學蔚然成風、在日本中國學研究領域培養(yǎng)了大批為政府服務的“官學體制學者”并引領著學術潮流，東大成為日本中國學的“官學大本營”。在此種文化態(tài)勢的重壓之下，一批以狩野直喜為首的追求純粹學問的學者，在剛建立的第二所帝國大學京都大學開始了與“官學”的抗衡，給當時為日本政府利用的日本中國學研究吹進一股清新之風，也在一定程度上牽

2、制了當時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不良用心。 本文借鑒文化地理學、文化交流學和系統(tǒng)論的觀點，引入“空間”概念，對近代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具有反撥作用的重要群體“京都學派”進行研究，力圖在秉持以往對京都學派實證性研究傳統(tǒng)的同時，以一個全新的視角來重新解讀京都學派的形成。在這樣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京都學派實際上呈現(xiàn)出兩個最為明顯的形態(tài)空間，分別是以“地域文化”為特色的文化地理空間和一個以“人物交流”為基礎載體的學術交流空間。 文章首

3、先考察了京都學派得以形成的文化地理空間。它的外層是京都地區(qū)，內(nèi)層是京都大學文科大學。外層起重要作用的是京都地區(qū)積淀深厚有形和無形的中國文化基因、地域的文化傳統(tǒng)和學術傳統(tǒng)、與文化氛圍相輔相成的自然和風貌，它們給京都大學在京都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文化地理的獨特空間；而京都大學的成立特別是其文科大學的成立，又給京都學派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一個集中的、便于學者間交流、相互影響、趨同的內(nèi)層空間，這個自由開放的空間里存在著便于京都學派生長的理念、風格、機制等要素。

4、這兩個層面的空間疊加互動、相互映襯，共同創(chuàng)造搭建成京都學派的文化地理空間。 其次考察了京都學派得以形成的學術交流空間。主要以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內(nèi)藤湖南以及對京都學派影響最大的中國學者王國維為例，重點考察了王國維與狩野、內(nèi)藤之間的學術交往過程、影響和互動的方式，以及作為個體的王國維和作為整體的京都學派之間的互動，王國維同內(nèi)藤、狩野的學術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京都學派學術交流空間的內(nèi)涵，突出地彰顯了京都學派的學術風格，是近代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