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回顧性分析18F-FDG PET/CT脾臟形態(tài)及代謝彌散性變化聯合多種臨床指標在診斷機體良、惡性病變中的價值及臨床意義；分析脾臟良、惡性病變患者中脾臟代謝彌散性改變的差異性。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12月至2015年10月以各種原因就診于本中心的患者，選取18F-FDG PET/CT檢查發(fā)現僅有脾臟代謝彌散性增高及（或）脾臟體積增大，伴或不伴骨髓代謝增高，且無明確的與脾臟病變相關疾病（如血吸蟲病、脾外傷、脾移植、明確

2、由肝硬化所致的脾大等）患者或其他器官或組織惡性病變者，獲得相關影像指標如脾臟SUVmax、脾/肝SUVmax、脾臟指數、骨髓SUVmax、骨髓/肝SUVmax，同時收集臨床化驗指標如WBC、RBC、Hb、Plt、ESR、CRP、LDH、Fer等，進行兩個方面的研究。研究一分組：①脾臟病檢或骨髓穿刺診斷機體為惡性病變患者；②脾臟病檢或骨髓穿刺為良性，且臨床最終診斷機體為良性者，或臨床隨訪1年以上診斷機體為良性者。分析患者影像指標對疾病良惡

3、性診斷的效能，并探討PET/CT聯合臨床化驗指標能否提高患者疾病良惡性診斷的靈敏度、特異度及準確率。研究二分組：①脾臟病檢為惡性患者；②脾臟病檢為良性者。分析脾臟良、惡性彌散性病變在脾臟代謝程度上有無差異性。本研究中，患者計量資料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其中研究一再運用logistic回歸進行多因素分析、變量篩選、建立預測模型。根據篩選變量及預測概率繪制ROC曲線，根據約登指數確定cut-off值，并計算

4、PET/CT單獨及聯合診斷機體良、惡性病變的靈敏度、特異度及準確率，利用卡方檢驗比較多因素聯合分析及有效單因素之間的靈敏度、特異度有無差異。
　　結果：本研究中共納入94例患者，年齡范圍為3-72歲，平均年齡46.1±16.8歲，男性54例，女性40例，患者多以發(fā)熱為主要就診原因（54例、47.0％），血常規(guī)檢查幾乎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紅細胞或血紅蛋白減少，45例（47.9%）白細胞減少，20例（21.3%）白細胞升高。在研究一中

5、，結合脾臟切除（穿刺）、骨穿及（或）臨床隨訪診斷惡性病變者57例，良性者37例，惡性組與良性組中性別、年齡無差異性（P>0.05），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方面，良性組、惡性組的骨髓SUVmax、骨髓/肝SUVmax、WBC、ESR、CRP、Fer無差異性（P>0.05），而惡性組的RBC、Plt、Hb計數較良性組低（P<0.05），脾臟SUVmax、脾/肝SUVmax、脾臟指數及LDH較良性組高（P<0.05）。Logistic回歸分析發(fā)現

6、脾臟SUVmax升高、脾臟指數增大及紅細胞減少是診斷機體惡性病變的獨立預測因素。根據脾臟SUVmax、脾臟指數、RBC及預測概率pre_l分別繪制ROC曲線，相對應的曲線下面積分別為0.714、0.643、0.647及0.802，能進行有效臨床診斷（AUC≥0.7）的指標有脾臟SUVmax及多因素聯合分析（pre_1），當其準確性最大（即靈敏度及特異度之和最大）時，上述兩個診斷指標的截斷值分別為5.25、0.55，相對應的靈敏度分別是5

7、0.9%、82.5%，特異度分別是83.8%、75.7%?？ǚ綑z驗發(fā)現，兩者特異度之間無差異性（χ2=0.80，ν=1，P>0.05），但多因素聯合分析的靈敏度則明顯高于脾臟SUVmax，差異具有顯著統(tǒng)計學意義（χ2=14.45，ν=1，P<0.05）。研究二中，脾臟確診為惡性浸潤者為19例，良性改變者為16例，惡性組與良性組中脾臟SUVmax（6.62±3.24、3.51±1.84）、脾/肝SUVmax（2.25±1.08、1.32±

8、0.58）均有統(tǒng)計學差異（t=3.404，P=0.002；t=3.083，P=0.004），惡性組脾臟SUVmax及脾/肝SUVmax均高于良性組。
　　結論：脾臟SUVmax、脾臟指數、RBC這三者分別作為功能代謝、解剖形態(tài)和實驗室檢驗的指標，均可在脾臟發(fā)生彌散性改變時作為獨立預測因素輔助判斷機體的良、惡性病變，但是聯合上述指標的多因素聯合分析（pre_1）不單在診斷上保持著較高的特異性，更是明顯提高了診斷的靈敏度。因此1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