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為一個轉型經濟國家，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是改革的重點之一。而國有企業(yè)補貼正是這一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而且，由于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發(fā)展，中國國有企業(yè)補貼也對國際貿易產生了重要影響。因此，作為多邊貿易體系的WTO對中國國有企業(yè)補貼問題進行了規(guī)制。盡管WTO體系對中國國有企業(yè)補貼進行規(guī)制的初衷在于確保國際貿易機制能不受扭曲地發(fā)揮作用，但由于國有企業(yè)補貼問題與國內改革密切相關，WTO相關規(guī)則事實上對中國國內改革發(fā)揮著引導作用。有鑒于此，本文將

2、在對WTO規(guī)則進行分析的基礎上，著重以相關規(guī)則為框架，探討其對于中國國內金融、國企等方面的改革所發(fā)揮的作用。換而言之，即是以國際法的視角來審視國內問題。 從中國國企補貼的歷史沿革來看，其與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歷史演變密切相關。而對于中國國企補貼進行的經濟學分析表明，對中國國企補貼的規(guī)制必須要考慮“市場是否完備”這一前提條件。在“完美市場”的前提下，中國國企補貼會對市場經濟機制運行產生扭曲作用，因此應對其加以限制；而在“市場失靈”的前提

3、下，中國國企補貼則能起到彌補市場缺陷的作用，因而有著其存在的合理性?，F實情況往往是處于這兩者之間：“完美市場”與“市場失靈”并存于現實中。因此，WTO體系在對中國國企補貼進行規(guī)制時，也考慮到需進行適當的平衡。WTO體系對于中國國企補貼的規(guī)制分為一般性規(guī)則和特別規(guī)則這兩部分。前者包括GATT第六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SCM協議》；后者則包括《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條、第十五條，《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第46段。 在中國加入WTO

4、的談判過程中，由于一些成員方認為，中國尚是一個正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經濟國家，因此，對于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WTO體系而言，其需通過制定特別規(guī)則的方式，將中國這一轉型經濟體納入“市場基礎”的WTO體系，而對中國國企補貼的特別規(guī)制正是此種特別規(guī)則的一部分。然而，考慮到WTO體系的日益“法律化”特征，這種特別規(guī)制需要有相應的法理基礎作為支持，以免其與WTO體系的一般性原則發(fā)生沖突。約翰．杰克遜教授提出的“接合理論”，恰可以作為此種特

5、別規(guī)制的法理基礎。其認為，中國和俄羅斯等非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經濟國家)與以市場為導向的WTO體系本質上是互不相容的。但如果將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排斥在WTO之外，也不符合世界經濟關系的利益。因此，一種可行的途徑是在WTO體系內采取“雙軌制”：即除了一般性WTO規(guī)則以外，還制定一些針對轉型經濟國家的特別規(guī)則，用于調整那些由非市場經濟國家或國家貿易國家與WTO體系的兼容困難所引起的例外情況。而且，特別規(guī)則可以引導“轉型經濟國家"轉變?yōu)檎嬲摹?/p>

6、市場經濟國家”。 而就WTO體系對于中國國企補貼的具體規(guī)制而言，其包括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國企補貼的主體要件。在WTO體系，中國國企補貼的授予主體不僅包括政府或公共機構，也包括“受政府委托或指示”的私營機構。而國企補貼的接受主體必須是中國國有企業(yè)。WTO對于中國國企補貼授予主體的規(guī)制，對于中國的金融改革有著重要影響。正如《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中所提及的，一些WT0成員方將中國國有銀行提供的貸款視作補貼。而WTO對于

7、中國國企補貼授予主體的規(guī)制，也正是要求中國國有銀行進行商業(yè)化改革。而新設立的中國匯金公司作為幾大國有銀行的國有股東，為了避免可能發(fā)生的補貼爭端，其法律定位也應明確定位為商業(yè)機構。 第二，中國國企補貼的內容要件。一行為要被視為中國國企補貼，其內容應該是“財政資助”，而且因此產生“授予利益”的效果。根據這一要件，要認定中國出口退稅制度構成了出口補貼，就必須證明其產生了“授予利益”的效果，也即出口退稅數額要高于其繳納的間接稅數額。至于

8、國有企業(yè)私有化過程中的“補貼轉移”問題，WTO相關的爭端解決實踐表明，只有當國企產權轉讓是依據公平市場價格完成的，私有化之前所接受的補貼才能被加以消除。因此，在中國的中小型國企、非重要行業(yè)和關鍵領域的虧損國企進行私有化改制的過程中，為了避免將來可能遭受的反補貼調查，國企產權轉讓應按照公平市場價格完成，以消除在私有化之前所接受的補貼。第三，中國國企補貼的專向性標準。就中國國企補貼的專向性標準而言，除了《SCM協議》中的一般性規(guī)則以外，《中

9、國入世議定書》第十條第二款還做出了特別規(guī)定。但在適用這一特別規(guī)定時，應將“中國國內經濟活動多樣性程度”和“實施補貼計劃的持續(xù)時間”這兩項因素納入考慮范圍。此外，由于《SCM協議》第八條第二款關于“非可訴補貼”的規(guī)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失效，這使得具有專向性的中國國企補貼只有“微量補貼”這一合法例外可以援引。 而就中國國企補貼的爭端解決途徑而言，WTO體系提供了兩種方式。第一，國內法途徑，即通過國內反補貼法解決中國國企補貼爭端。

10、第二，國際法途徑，即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中國國企補貼爭端。就前者而言，盡管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中，歐美等主要WTO成員方都沒有將國內反補貼法適用于非市場經濟國家或轉型經濟國家，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WTO成員方計劃將反補貼法適用于轉型經濟國家，其矛頭主要指向中國。而就后者而言，在訴諸DSB解決中國國企補貼爭端時，GATT第二十一條“安全例外”不應作為可以適用的WTO規(guī)則。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WTO體系對中國國企補貼的這種規(gu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