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研究旨在從功能與規(guī)范雙重視角審視并描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下簡稱治安綜治或者綜治）與法治的內在關聯(lián)，長期以來，治安綜治往往被當作一種司法政策，在有些學者看來它有違背法治之嫌。在現(xiàn)實層面，治安綜治確有抵牾法治的諸多表現(xiàn)，由此強化了綜治與法治分離甚至對立的認識。那么，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化轉型過程中，綜治制度如何生成，主要發(fā)揮哪些功能，呈現(xiàn)何種實踐邏輯，尤其是它與法治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lián)，構成了本研究的主要側重和框架。
　　本研究從實踐邏輯出

2、發(fā)，描繪“制度是怎樣形成的”:在歷史文獻、規(guī)范文本和實證材料的梳理基礎上，通過描述、解說、評價來回答延續(xù)30多年的治安綜治制度的實然性與應然性。區(qū)分治安綜治的功效與功能問題是理論研究的必要進路。在法學上，功效是以實用主義為面向的效果評價，并非制度邏輯本身所能彰顯。于功效視角，治安綜治為國家轉型和社會變遷提供了效果顯著的秩序保障，但也呈現(xiàn)出實用主義路徑上的效能遞減甚至失效。而作為規(guī)范主義進路的功能視角，則強調事物內涵的必然性，即制度內在的

3、功能預期，它開發(fā)了理論空間。
　　治安綜治的核心理念是源頭治理、系統(tǒng)治理、綜合治理和依法治理，是中國社會變遷和國家轉型過程中國家治理方式的一種體現(xiàn)，既具備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因素，也反映著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與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內涵，同時也順應了西方國家社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潮流。在治安綜治的制度形成、進展、轉型和發(fā)展中，與行政管理體制、政法體制密切關聯(lián)，在維護社會穩(wěn)定、保障社會公共安全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治安綜治的制度確立是對1980年代“嚴打”政

4、策的反思與超越，使得刑事政策由國家權力本位向國家社會雙本位轉變。同時，治安綜治在逐漸深化社會治理理念的過程中不斷彌補以市場化競爭為核心的法治建構的不足。但從制度規(guī)范層面，30多年的治安綜治以執(zhí)政黨的組織化調控為主要特點，而政法系統(tǒng)的權力運行制度與壓力型問責制度使綜治的法治功能未能充分發(fā)揮。
　　治安綜治的法治邏輯在于，綜治與法治是中國法治建設的不同面向。在法治興起和發(fā)展過程中，綜治應社會安全需求保障而起，是法治在社會治安上追求善治

5、的體現(xiàn)，但在制度實踐中，由于思維和體制慣性，綜治在民主、權力、組織和制度等要素整合中是從過低的制度化走向較高制度化的一個過程。當綜治的治安善治追求與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高度結合起來，它將最終融入現(xiàn)代法治，成為法治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xiàn)形式。
　　本研究在肯定綜治制度意義的基礎上，提出了治安綜治法治化建構的基本思路，以此完善治安綜治體系，即根據(jù)結構功能主義原理，在重塑經濟與社會關系的整體結構中提供內生型秩序保障的社會條件以及將公平正

6、義作為社會有機結構的價值系統(tǒng)與社會共識;在治安綜治制度革新中凸出法治元素和法治化方向，實現(xiàn)從維護政治社會穩(wěn)定為首要目標向以公共安全與社會和諧為核心訴求的社會善治為根本目標的轉變、以共治為治理模式，以法治為治理原則，通過執(zhí)政黨依法進行綜治決策、政法職能轉型和機構重組、治安行政模式轉變和行政法轉型、強化社會治安自治等重要制度的合憲性調整，實現(xiàn)綜治的法治化建構，使得治安綜治的制度功能發(fā)揮得更加全面、協(xié)調和有效。
　　文章分為七部分，除了

7、緒論，第一至三章主要回答“是什么”的問題，描述與解說治安綜治到底是一項什么樣的制度;第四章主要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解說和評價治安綜治的制度邏輯及其正當性，并實證分析現(xiàn)行制度設計的問題;第五章則是回答“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從規(guī)范主義視角闡述了治安綜治制度法治化建構的基本思路。
　　緒論部分闡述的是研究緣起，從綜治與法治的現(xiàn)象觀察出發(fā)，提出了研究的問題，旨在探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與法治的內在關聯(lián)。從目前來看，綜治研究總體上是游離于公法

8、之外的，如果將法學作為一種自給自足的學科來理解的話，綜治在公法研究上易于出現(xiàn)將其從制度上予以否定或者從立法上予以確認的傾向，但問題在于，這種方式并不能真實而深刻地揭示出綜治制度的實踐邏輯以及與法治的真正關系，因此單純地運用公法理論和方法無法完成對這一制度實踐的解釋，還需要借助社會科學中其他學科的理論框架與分析工具來完成。緒論對該命題的既有理論成果作了系統(tǒng)梳理，使研究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說明了研究方法與思路、可能創(chuàng)新與不足。

9、>　　第一章是“社會治安概念的源起與變遷”。在中國語境中，社會治安具有復雜多義性，其內涵及價值取向的變遷是考察治安綜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礎。筆者就社會治安的古代詞義、近代轉向和新中國的公安概念進行了全面梳理，并對治安及相關概念進行了分類，及其與西方治安觀及新治理概念的比較分析。從國家與社會一體化時代走向相互分離的二元時代，清晰區(qū)分政治穩(wěn)定與社會穩(wěn)定的價值取向，并在穩(wěn)定、安全、治安和權利等概念相互關聯(lián)中形成新的認識是本章的核心。
　　第

10、二章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制度演進”。本章通過對綜治制度形成前社會治理制度演進狀態(tài)的梳理，對比分析30多年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制度的形成、進展、轉型與發(fā)展，描述和解說了“綜治制度是怎樣形成的”的制度變遷邏輯。本章認為，制度變遷的邏輯并不等于邏輯的制度理性論證，治安綜治的邏輯起點必然基于現(xiàn)實社會安全的需要，唯此，綜治才能展開其在法治中的善治面向，并看到由過低制度化走向較高制度化的法治過程與狀態(tài)。
　　第三章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體制框

11、架”。本章從治安綜治的職能體系、組織體系和權責體系三個方面分析了治安綜治的體制框架，初步回答了綜治職能的特點、綜治主體、權限、責任、綜治機構性質及與政法委的關系等。組織、權力和制度是綜治的重要要素，它們之間的相互配置關系既是綜治變遷的制度依附，也是對靜態(tài)體制進行問題透視的重要視角。
　　第四章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制度的正當性及其實證分析”。本章結合實證分析對綜治制度進行了正當性評價，通過實地調研、參考既有調研素材、考察綜治事件等實

12、證方法深入分析治安綜治的基層現(xiàn)象與權力運行背后的制度結構，分析了綜治的社會功效和法治功能及其存在的問題，為綜治制度創(chuàng)新和法治化構建提供實踐論證和基礎。
　　第五章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法治化建構”。本章闡述了治安綜治法治化建構的價值共識、模式特征、基本原則以及重大制度的合憲性調整。本章認為，公平正義是價值共識;“善治、共治與法治”是模式特征;以公共安全和社會和諧為核心訴求、社會自由和社會秩序的平衡和恪守正當法律程序是基本原則;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