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學界對墨子及墨家學派已經(jīng)作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研究，取得了累累碩果。墨學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墨學與儒學一樣，也是世界性的學術。墨學對日本等其他國家的社會倫理、宗教哲學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毫無疑問，日本等國的墨學傳播史與研究史也屬于墨學的研究范圍。只有將中國墨學和日本等國的墨學有機結合起來進行全面審視，才能對墨子及墨家思想作出較為合理的定位，才能對墨學在未來和諧社會的構建與和諧世界的形成中的潛在功效作出正確的預期評價。

2、目前我國墨學界對日本等國的墨學研究成果或略而不談、或一筆帶過，這不能不說是墨學研究中的一個缺憾。
　　 墨學在中國唐代便已傳到日本，就現(xiàn)存文獻而言，日本的墨學研究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v觀近三百年的日本墨學研究史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的墨學研究成果斐然。與日本墨學研究取得的卓越成就相比，中國學界對日本墨學的關注程度遠遠不夠。關于日本對墨學的接受與研究，鄭杰文先生所述中國和日本的墨學研究狀況在當今墨學界最為詳贍，筆者目力所及無出其

3、右者，但就“中日墨學比較研究”課題論，學界至今尚無專門的系統(tǒng)之作。因此，鑒于當今我國墨學界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筆者以日本墨學為例，試圖通過對比中日墨學研究中的異同，找出國際墨學研究中的一些規(guī)律或模式，并力圖使墨學研究更加完整、更趨深入。在內(nèi)容上，《中日墨學比較研究》一文大體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對墨子其人其書及其學說的中日研究進行比較，下篇主要對墨學與其他學派關系的中日研究進行比較。
　　 墨子其人其書及其學說，是中日墨學研

4、究的重點問題，也是展現(xiàn)中日研究異同的主要方面。中國學者根據(jù)史書記載及他書所引，對墨子姓氏、生平、出身及事跡作了大量的推測和研究。因文獻匱乏等因素，日本學者對此并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關于墨子生活的時代，中日學者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和主張，大致有“孔子同時代”、“孔子之后”兩種觀點。關于墨子籍貫，中國古代典籍的記載多有歧義，有宋國說、齊國說與魯國說。在墨子籍貫問題上，就其分歧來說，中日學者的看法相類。在墨子出身問題上，中日學者有著較為一致的認識，

5、大多認為墨子來自社會下層。中日學者對墨子其人的研究具有共同性。其一，中日學者在分析《墨子》文本、考證墨家思想學說之前，對墨子的姓氏、生卒時間、出生地、出身及生平事跡等基本問題進行考證。雖然關于墨子生平的文獻資料非常少，但中日墨學研究者在現(xiàn)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通過認真考證，對墨子生卒、籍貫、出身及主要事跡等問題作了分析梳理。其二，中日學者采用了文獻考證法，即從中國古代墨家及其它先秦典籍中鉤稽出相關的資料。中日學者在有關墨子生平、出身等問題

6、的研究中，受不同的文化環(huán)境、學術氛圍等因素的影響，對具體問題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差別。
　　 對于《墨子》一書的成書及流傳過程，學界多有爭論。日本學者大都認為，《墨子》一書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經(jīng)多人、歷多時匯集而成。中國學者則依據(jù)出土文獻推斷，早在戰(zhàn)國時期《墨子》簡本即已流行，但對于《墨子》一書的具體成書過程，尚無一致的認識。中日學者在研究《墨子》各篇的作者及成書時代時，都注意到了墨家學派在戰(zhàn)國時期形成、發(fā)展、興盛和衰亡的演變過程，

7、即戰(zhàn)國時期墨學發(fā)展的分期問題；大都通過分析《墨子》各篇的思想內(nèi)容，并結合墨學在戰(zhàn)國不同發(fā)展時期的特點，來確定作者及大體成書時間。在分析考證《墨子》篇章作者和形成時間時，中日學者運用的研究方法、選擇的研究視角則有所不同。
　　 在《墨子》學史的研究中，中日兩國墨學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治墨路數(shù)、切入視角等方面的相似性表現(xiàn)得更加清晰。一方面，在墨學的宗教問題上，盡管少數(shù)中日學者有不同認識，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墨家思想中含有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

8、，并斷定墨家學團已經(jīng)是一個初步具有宗教信仰、宗教形式及宗教領袖的準宗教集團。另一方面，中日兩國學者不僅關注一些與墨子或墨家學派有關的具體“事實”，而且還從“史”的層面對墨家思想在戰(zhàn)國時期的傳播接受情況予以充分關注。對此，日本學者的研究視域更加開闊，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更為豐富。上篇對這些學術現(xiàn)象集中進行了比較研究。
　　 下篇重點比較中日學界對墨學與諸子學派關系的研究，中日學者在探討墨學與諸子學派關系時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點。墨家與先秦諸

9、子學派具有相同的學術背景，墨家學說的形成與發(fā)展與諸子學派有著天然的同源關系。中日學界對墨、儒關系的研究皆用力頗深，主要從儒墨起源、儒墨互黜、儒墨相通三個方面進行了對比研究。中日學者都認可墨出于儒的淵源關系，都把儒家學說作為墨家學說的基礎。在探討墨、儒起源時，日本學者側重于墨家集團成員的社會地位以及墨家走向衰弱的原因考證，中國學者則進一步分析了起源不同所導致的儒、墨學說的差異。中日學界對墨儒互黜的焦點、爭論產(chǎn)生的原因都作了深入的剖析。中國

10、傳統(tǒng)儒家學者出于自身門戶之見，將墨學放在了儒學的對立面上。近代以來，中國學界開始承認墨學的合理性，并將墨學與儒學作了客觀的比較。相對而言，日本學界對待墨儒差別不存在學派偏見。較之墨學與其他學派的比較研究，中日學者對墨家與儒家學派關系的研究最為用力，從客觀上講是因為儒墨的關系最為密切，并且儒學在中日學界具有崇高的學術地位；從主觀上講是因為墨學研究者本身多為儒家學者。
　　 中日學界對墨學與道家學派的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與墨學

11、起源、莊周學派與墨學、《淮南子》與墨學、道教與墨家這四個方面。中國學者較為關注老子與墨學起源問題，全面分析了老子對墨子的深刻影響，同時存在夸大這種影響的傾向。日本學者更加重視生活環(huán)境對墨子的影響，對老墨關系也偏重于差異研究。中國學界對莊周學派與墨學的研究十分全面，而日本學界對此較為忽視。中日學者對《淮南子》與墨學關系的研究的著力點雖有所不同，但都認為《淮南子》對研究漢初墨家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學者主要是通過《淮南子》說明墨家思想

12、在西漢的延續(xù)，日本學者則是通過《淮南子》研究墨家對漢代道家的影響。中國學者將墨家對道教的影響擴大化，日本學者則以有神論和宗教思想作為墨家對道教的主要作用。
　　 中國歷代學者對韓非與墨家的關系研究較少，近代以后才開始關注墨、法關系。中國學者主要從墨子尚同說與韓非中央集權理論的異同、墨子功利主義與韓非唯利主義的異同這兩方面進行論述，同時通過韓非對墨家的批評研究墨學在戰(zhàn)國后期的流傳情況。日本學界關于墨法關系的研究著作少有所見，但日本

13、學者對墨子尚同論與天子專制論的關系、墨子的非命說與君主專制理論的關系較為關切，已進入墨、法關系的研究范圍，然而這種關聯(lián)卻是一種不自覺的涉及，并非有意地比較墨、法關系，這是日本墨學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墨家的邏輯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墨辯》中，中國學界對《墨辯》的研究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者紛紛借用西方邏輯學闡釋《墨辯》的邏輯思想，掀起了《墨辯》研究的高潮。日本學界較之中國學界，更早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思想、邏輯思想，因此日本

14、學者在解讀墨家學說邏輯思維時，也大量運用了西方邏輯學知識。對于墨家與名家邏輯思想的異同，中國學者主要從名實、同異、堅白三個方面進行了比較。日本學者所關注的只是邏輯概念本身，對名、墨邏輯思想的比較則無深入的研究。
　　 兵家重攻、墨家重守，此兩家并為中國古代軍事學的雙璧?！赌印烦鞘刂T篇的作者、成書時代、守御思想，為中日學者所共同關注，墨家與兵家思想的異同亦為中日學者所重視。日本學者的研究側重于篇章考證與比較研究，而中國學界則致力

15、于多元化與綜合性的研究。同時，日本學界對出土文獻的重視，遠不及中國學界，這也是日本學界在墨家軍事研究方面的欠缺所在。
　　 中日學界皆從與諸子學派的比較中，深入發(fā)掘墨家思想的源泉。相比較而言，中國學界的綜合研究之作較為豐富，而日本學界的研究多從微觀入手。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不同，主要是各自的學術背景使然。正是因為受到傳統(tǒng)儒、道思想的浸染，中國學者在探討儒、墨淵源，道、墨關系時，往往不自覺地夸大了孔、老對墨子思想的影響，而日本學者在探

16、討諸子與墨家關系時，則表現(xiàn)出客觀公正的態(tài)度。雖然中日學界對墨家與諸子學派關系研究的側重點多所不同，但都力求深入分析墨家學說的精髓，可謂相得益彰。只有對比中日研究成果，才能更為透徹地觀見墨家學說與諸子學說的同源與異質。
　　 筆者從中日墨學研究之異同出發(fā)，通過比較中日學界對墨子其人其書及其學說的研究，對比中日學者對墨學與諸子學派關系的認識，力圖探討中日墨學研究的規(guī)律所在。因此《中日墨學比較研究》一文主要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即在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