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熙帝雄才大略，立身治世赫赫于史，開創(chuàng)了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盛世——“康乾盛世”。對其治國思想進行系統(tǒng)、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切地了解康熙的政治思想及清朝走向百年盛世的原因，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康熙的治國思想是在清太宗皇太極、清世祖福臨幾十年對以儒治國的理論探求和思維演進基礎上，在如何治理國家問題上的理性選擇。根據(jù)康熙治國思想在不同時期的表現(xiàn)形式，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從順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即位至康熙十

2、二年(1673年)底吳三桂反叛為以儒治國思想初步形成階段，從“三藩之亂”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湯斌被譴為以“理”治國的嘗試階段，從湯斌被譴至康熙去世為以儒治國思想的的成熟階段。在第一階段，康熙仰慕“古帝王之治”，構(gòu)思了理想的治理藍圖，提出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尚德緩刑，化民成俗”等治國理念，其時康熙的思想具有極強的經(jīng)典化、理想化特點，言必稱古圣先王，極少有自己的政治創(chuàng)見。三藩之亂的爆發(fā)除強化了康熙對漢人的防范意識之外，也

3、陡然增強了他利用程朱理學重樹倫理綱常觀念尤其是忠君親上觀念的愿望，由是康熙治國思想進入第二個發(fā)展階段。在該階段，他逐漸丟棄了某些理想化的政治觀念，實施了以“正人心”、“清本源”為主要內(nèi)容的以“理”治國方略。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湯斌被譴為標志，康熙治國思想進入第三階段。研究發(fā)現(xiàn)，此間康熙的學術(shù)思想在對清初理學的批判和反思中發(fā)生了轉(zhuǎn)型，揚棄了理學思想，趨向于經(jīng)世致用，提出了“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于心”的新思維，“培養(yǎng)元氣”和“中正和

4、平”之道成為其治國和行政的主導思想。盡管康熙晚年曾極力標榜朱子學，但表面文章多而付諸實施少，政治利用多而內(nèi)心體認少，終究沒有將其上升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學術(shù)思想。 在分論部分，首先對康熙的吏治思想作了深入考察，認為“察吏以安民”、“大臣法則小臣廉”等觀念固然在吏治實踐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從他一生整頓吏治的實際來看，“和平”思想極大地了影響了吏治的力度和效果，“和平”與治吏成為康熙吏治思想的一對矛盾。至康熙末年，火耗、虧空、空糧、規(guī)禮等成

5、為“和平”思想下的社會“毒疣”。研究還發(fā)現(xiàn)，康熙對懲治貪官始終沒有采取“重典懲貪”措施，而是按律判刑甚至有所寬縱。其次，從“滿漢一體”論、民族分界和優(yōu)越意識及由此產(chǎn)生的民族防范意識等方面對康熙的民族思想作了認真分析，指出康熙始終是以“天下共主”的面目出現(xiàn)的，在政治實踐中也基本做到了“滿漢一視”，但受本民族利益的驅(qū)使和民族情感的困擾，他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偏徇滿洲的境地，趙鳳詔貪污案就是康熙一手策劃的以抑制趙申喬為代表的在朝漢官的一次有

6、目的的行動。再次，對通常為研究者忽視的社會控制思想作了專門研究，論述了康熙以德化民、以刑輔教的社會控制模式和加意撫綏與嚴酷鎮(zhèn)壓相結(jié)合的靖民思想以及賑災防變、有災必救的救荒思想，密切注意了康熙從“耕九余三”論到“盡可支用”國庫錢糧賑災的思想變化。最后，以密折和書法為例闡述了康熙的統(tǒng)治藝術(shù)，指出密折既是廣泛搜集信息的重要手段，又是加強對各級官員和百姓控制的重要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官員結(jié)黨營私和地方反叛；本文還認為，不能僅僅把書法看作康熙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