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的：測評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焦慮抑郁、照顧負擔和應對方式現(xiàn)況，探討認知行為干預對其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屬隨機對照實驗性研究。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基線調查，選取湖南省腫瘤醫(yī)院、湘雅醫(yī)院、湘雅二醫(yī)院共319例住院化療的腸癌病人主要照顧者為調查對象;第二階段為干預實施，以醫(yī)院焦慮抑郁量表的HA亞量表或HD亞量表得分≥9分作為陽性標準，選取符合陽性標準的94例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作為實驗對象，隨機分兩組，每組47例。實驗組在接

2、受醫(yī)院常規(guī)宣教基礎上再接受認知行為干預，對照組僅接受醫(yī)院常規(guī)宣教。干預前、后測評兩組研究對象的焦慮抑郁、照顧負擔及應對方式，分析干預的效果。
　　結果：1.319例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焦慮抑郁情況調查結果如下:焦慮(HA)得分為7.90±4.05，其中43.3％（138例）存在焦慮情緒;抑郁(HD)得分為6.48±4.06，其中27.3％（87例）存在抑郁情緒;且有20.7％（66例）為焦慮和抑郁情緒共存的狀態(tài)。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3、顯示:照顧負擔、照顧者是否患慢性病、照顧者年齡、日均照顧小時、照顧知識主要來源為影響其焦慮情緒的五大因素;照顧負擔、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日均照顧小時、病人疾病分期為影響其抑郁情緒的五大因素。
　　2.調查顯示，319名研究對象照顧負擔均分為(28.7±11.3)，其中26.01％（83例）處于輕度負擔，57.05％（182例）處于中度負擔，17.54％(54例)處于重度水平;積極應對方式維度均分為1.77±0.45，與國內

4、常模相比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消極應對維度均分為1.22±0.58，低于國內常模，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
　　3.采用配對t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的焦慮抑郁得分比較，結果顯示:①對照組干預前后焦慮、抑郁得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②干預組干預后焦慮、抑郁分值均明顯下降，干預前后得分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HA、HD得分的差值進行比較，結果焦慮和抑郁得

5、分差值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焦慮和抑郁得分時間主效應、干預與時間的交互作用有統(tǒng)計學差異（P＜0.05）。
　　4.用配對t檢驗和非參數Wilcoxon秩和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的ZBI總分及各維度得分比較，結果顯示:①對照組ZBI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干預前后得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②干預組干預后ZBI總分及個人負擔得分明顯下降，前后得分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責任負擔得

6、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采用非參數Mann—Whitney U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差值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組ZBI總分、個人負擔得分差值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責任負擔前后得分差值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ZBI總分及個人負擔得分的干預與時間的交互作用有統(tǒng)計學差異(P＜0.05)。
　　5.采用配對t檢驗和非參數Wilcoxon秩和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的應對方式得分比較，結果顯示

7、:①對照組積極應對、消極應對干預前后得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②干預組干預后積極應對方式得分明顯上升，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1），消極應對方式得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采用非參數Mann—Whitney U檢驗對兩組干預前后差值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組積極應對方式前后得分差值有統(tǒng)計學差異（P＜0.01），消極應對前后得分差值無統(tǒng)計學意義。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積極應對得分時間主效應、干預與時間的交互作

8、用有統(tǒng)計學差異（P＜0.05）。
　　結論：1.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半數存在焦慮、抑郁情緒，照顧負擔以中度為主。
　　2.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焦慮情緒五大影響因素由大到小依次為:照顧負擔、照顧者年齡、照顧者是否有慢性病、日均照顧小時、照顧知識主要來源;腸癌化療病人主要照顧者抑郁情緒五大影響因素由大到小依次為:照顧負擔、積極應對方式、消極應對方式、日均照顧小時、患者疾病分期。
　　3.認知行為干預可有效降低腸癌化療病